近日，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北京前记者、律师金微被404（删除）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共对民众的维稳镇压升级，但却走入了一种死循环。分析认为，中共体制下，官民冲突只会越来越加剧。

北京前记者被划为访民 被重点监控

这篇在微信公众号“无忌谈”发表的名为《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的文章，讲述了金微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突然被划入“上访人员”黑名单，不断被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他想带孩子去天安门玩，硬是没去成，国家博物馆等地是也去不了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给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最近，他在亮马桥被查，走了五、六趟地铁他才上车，在朝阳公园站又被查了。后来他在家附近的双井地铁也被警察盘查了。

他写道：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1月，他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他，让他拿出身份证检查。他配合了，这种情况他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次不一样，警察说他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他等等。

紧接着，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让他到警察局配合调查。于是他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十几分钟后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做了简单笔录，等了很久，驻京办官员来接他，解释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过年了，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他原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没想到，两个多月后，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

有一次，他带着家人去故宫玩，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在太庙游玩的时候，他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他被标记为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2024年，他多次出京开庭，每次返京过检查站的时候，刷卡机就“卡卡”响，他不得不到警务区登记，又是一套流程：姓名、身份信息登记，值班民警要向户籍属地派出所求证，得到指令之后，才会被放行。

他给12345打电话投诉，后来警察见面告诉他：不是北京这边标记为上访人员的，而是外地派出所，他们只是依据属地上报作的处理。这条线索让金微想到，疫期期间，他在老家南昌，确实收到南昌警方的来电，说要了解群里疫苗上访的事，让他保证不上访或者不发表极端言论。

他想把名字消除掉，但是北京警方称“谁上报得找谁解决”；南昌警方称可能是当时疫情联防联控上报的黑名单，但这个机构已经解散了，没办法。北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属地也解决不了，这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

他写道：“今年，检查身份证的地铁站又多了，现在是人脸识别，精准抓取。在地铁的茫芒人海中，警方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自嘲说，“我只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当过记者，现在是律师。我报导过很多大新闻，也为当事人解决过很多问题。但自从我‘被上访’之后，我始终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这样，一位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的前记者、现律师被划为了“访民”，成为了“弱势群体”，也就是“新五类分子”。

早在2012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发表社评，对“新五类分子”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

有学者认为，“黑五类”占国人比重可达100%，在现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包括老幼病残、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钳制思想与言论的知识分子、各种遭受司法不公而蒙受损害的人们，不限于访民。

分析：扩大盘查面 制造寒蝉效应

虽然金微不是真的访民，但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他也来到国家信访局打算上访，但被眼前的上访队伍给惊到了，退缩了。他写道，“我不能由‘被上访’变成‘真上访’。”

邢望力之子、维权人士邢鉴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这套维稳系统涉及到各方利益，即使你有理有据去上访，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反而会给当事人制造冤案。

他说，基层维稳人员存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不让你上访，又不能让你息访。上访间接的给维稳人员创收，息访会让很多维稳人员失去收入，但是一旦上访取得些许进展，官员在政治上就会受到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这种维稳系统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彻底的把中国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把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划为敌对状态，进一步打压，这是官方制造的官民冲突，权力越是挑战个权，这种官民冲突的矛盾就越会加剧。”他说。

前大陆桂林电视台记者曾节明认为，这是当局有意而为之，故意扩大盘查面，以制造寒蝉效应。毛泽东的统治术：明知道你是冤枉的，故意冤枉你。

访民打官司越打越冤 被判刑 官方有勾结

现实中，真上访的访民，被驻京办截访人员截访后，往往面临判刑。

大纪元此前报导，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维权人士邢望力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邮局寄信时，遭北京警察拦截盘查后被非法扣留，之后被地方政府连夜带回息县拘留，后被判刑2年11个月。他的遭遇并非个例。

原北京律师张仁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在办理维权案件中，发现当事人打官司越打越冤，越打越穷。有些人上访被抓了以后，被拘留，被判刑。因为北京公安跟地方公安有个约定，只要北京发一个训诫书，那么地方政府就以此为依据，对访民进行行政判决或刑事拘留。

他说，“假如‘违法’的行为发生地在北京，地方公安是没权处理的。但是北京不出面，都以这种训诫的方式，地方对这个人进行截访。后来这种截访越来越扩大了，中国各个地方、每个村都派人到北京截访。”

下面的街道干部为什么那么卖力？张仁透露，比如说政府征地，同样的一块地，多盖了几个章，价值就到了几千万。政府把地卖出去，15%的利益给街道。街道的书记、主任请保安镇压，他可以花很多钱雇人，还可以升官。

中共是维稳体制、特务治国

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它时刻要提防人民，把人民视为心腹大患，一直是特务治国，警察治国，用铁的国家机器去监控、限制老百姓，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匍匐在中共的淫威之下。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各种政府机关本质上都是在维稳，就是所谓的维稳体制。正常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维稳，只有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主要针对刑事犯罪。而在中国，政府机关的终极任务就是维稳，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只是一个次要目的。”他说。

赖建平认为，同时，它又是一个很僵化的体制。只要这个系统曾经把这个人放在里面，哪怕沾点边，所谓的有嫌疑，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你无论怎么样去辩白、理论，去跟他们自证清白，但是都很难有用。

近年来，中共财政缩水，警察也在过“紧日子”。但赖建平认为，维稳经费是很难减下去的，因为它有一个财政调节，比如减少一般公务员的基本福利，压缩很多办公开支，少建一些楼堂管所，查抄贪官污吏，能够弥补一部分财政的亏空，东挪西挪还是能够应付。而且更多的资源和金钱用在大数据技术开发上。

“因为现在矛盾越来越深重，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普遍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如果维稳费用减少了，那么共产党的政权恐怕就很麻烦了。另外它给了基层酷吏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警匪一家，鱼肉百姓，上面是会保护的。他们是这个政权的受益人，跟这个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曾节明说，所以，反抗才是老百姓的唯一出路，反抗的人多了，警察忙不来，根本顾不上查这种人。这就是所谓“法不责众”。